作者：梁雪芹       來源：中國健康報  2005年7月5日

 

　　2005年2月，我國醫(yī)學專家張振馨等在國際權威雜志《柳葉刀》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帕金森病在北京、西安、上海的流行病學研究》的文章，該文一經發(fā)表，立即引起了國內外醫(yī)學界的關注。世界著名流行病學專家WalterA.Rocca博士專門針對此文寫了一篇反響性的文章登載在2005年6月份的《柳葉刀》上。

 

　　文章開篇就作了三點肯定。作者首先認為這個研究本身就是不同凡響的，它牽涉到中國三個相隔甚遠的地區(qū)，深入了79個鄉(xiāng)村和58個城鎮(zhèn)，包括29454個年齡大于等于55歲的老年人樣本；特別值得關注的是48位神經科學工作者在同一時期對每一個樣本都采取直接的檢查（無影像掃描）；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符合條件的研究群體中有94％的人參加了該項研究。這種參與程度目前在發(fā)達國家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因為它牽涉到一些合法限制及個人隱私。

 

　　中國目前大約170萬人患有帕金森�。≒D），這個負擔遠遠超過了美國（少于100萬人）。盡管中國人口統(tǒng)計學的變化及老齡化趨勢不同于西歐和北美，但是中國正面臨著大量的PD病例，預計在未來的十年里PD的負擔將更加擴大化。

 

　　令人吃驚的是，在中國PD患者中有48％的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患有這種病，這種意識的缺少在鄉(xiāng)村的PD患者中尤其嚴重，占了68％，而城鎮(zhèn)占37％。另外，在這次研究之前，不管是被確診還是沒被確診的病人中，有63％的人沒有得到過左旋多巴的治療。這些結果暗示大部分世界人口難以獲得神經方面的治療，好像在較發(fā)達國家的生物醫(yī)療條件下才可以滿足。在這次研究中是否有其他的藥物或措施提供給PD病人并不清楚。如果區(qū)域性的治療和措施可以被提供，那將會如何影響PD的自然歷史呢？這真是令人好奇的問題。這也許為張教授和她的研究小組繼續(xù)進行他們的重要工作提供了一個指導方向。

 

　　如果PD在中國的流行程度和較發(fā)達的國家相類似，接下來的問題是它的影響范圍和存活率也是相同的嗎？（流行度是由該病的影響范圍和平均存活率共同決定的）如果中國的PD患者存活率和較發(fā)達國家（在較發(fā)達國家大多數(shù)PD病人被確診并得到左旋多巴的治療）相同，這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對較發(fā)達國家的PD患者來說，都將具有重要的意義。得到還是沒得到PD診斷及治療的病人具有相同的存活率，這提示對中國人來說，還有其他因素能彌補生物醫(yī)療傳統(tǒng)中的標準治療。這些因素可以是其他的醫(yī)療措施，社會和文化特色，或者遺傳變異。

 

　　這個研究顯示，如果具有可比性的調查方法及同等的診斷原則被采用，那么在中國，PD的流行程度看來和較發(fā)達國家所報道的流行程度并無差別，這正好和以前報道中國具有低發(fā)性PD形成對比。這個研究結果促使我們對方法學產生了兩個考慮。首先，PD和其他疾病在不同國家的流行和影響程度有差異的結果，可能是實驗研究設計、疾病定義以及衡量癥狀方法存在差別。第二，和許多普通的慢性疾病一樣，PD是一個和年齡衰老相關的疾病。這樣，在個體水平上，失調可能是多因素的（是由個體整個生命中的多個風險因子和多個保護因子相互作用所決定的），而在群體水平上，是異種的（在群體中不同的人具有遺傳及非遺傳風險和保護性因子的不同組合）。運用這樣的病因學理論，在不同的國家，流行性、影響范圍、因果關系的比較就難。例如，我們要找出中國和西歐之間PD流行性的差異，留給我們的可能解釋會處于一個很寬的范圍。中國和西歐之間的差異是極其復雜的，范圍包括從遺傳差異（如多態(tài)性和單標本結構），到環(huán)境差異（如氣候、地理、污染水平），再到文化差異（如飲食、信仰、宗教、社會習俗）。跨越不同的國家和大陸，這些因素的平衡可以十分不同。什么是恒定因素？不是特異的遺傳、非遺傳風險和保護性因子，而是隨著這些平衡失去和年齡老化PD發(fā)生所出現(xiàn)的頻率。這也許意味衰老本身仍然是PD的主要驅動因素，所有其他的“區(qū)域性”遺傳和非遺傳因素僅僅充當次要的角色。